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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几何时，终身雇佣、年功序列是日本模式的骄傲标签；政府与财团紧密携手，被视为“东亚奇迹”的密钥。然而，理查德·卡茨在其著作《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中犀利地指出，这些曾经的“功臣”，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沦为阻碍创新的“枷锁”。如今，从终身雇佣制下的“有去无回”，到银行体系的保守信贷与严苛个人担保；从惩罚性的破产法案，到教育系统对创业精神的忽视；再从企业内部“只罚错、不奖优”的“扣分制”晋升体系，到社会对失败者的低容忍度——这一切共同构筑了一个对创业者极为不利的“风险与回报”天平：失败的代价过高，而成功的回报却相对有限。僵化的“大象企业”与充满活力的“瞪羚企业”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未来的无声争夺。

　　正如已退休的心理学教授山岸俊男(Toshio Yamagishi) 在著名的“红笔” 实验中证明的， 被视为墨守成规的行为往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情况要复杂得多(Yamagishi et al. ， 2008)。在1999年的一项实验中， 给一群人一个装有四支蓝笔和一支红笔的盒子，70%的美国人选择红笔， 而选择红笔的日本人只有53%。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在日本人中， 选择颜色独特的笔的人也略占多数。山岸俊男认为， 日本人做出选择的动机不是顺从， 而是社交特性和关注荣誉。于是， 他找新的参与者再次进行实验， 并且告知他们是最后做出选择的人。由于不用再关注其他人的想法， 选择颜色独特的笔的日本人数量上升到与美国人相同的水平。他们还被问到如果去一家商店， 货架上只有一支红笔和四支蓝笔， 他们如何选择。在这种情况下， 不用担心会冒犯别人。结果， 表示“一定会” 选择颜色独特的笔的日本人比做出同样选择的美国人还略多一些。

　　我们不难发现， 从事管理工作的一些员工对风险持规避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 世纪70 年代从大银行开始实行的新的晋升标准， 随后这种标准传到了各行各业。这种新标准被称为“gentenshugi”， 大致可以翻译成“扣分制”， 其工作原理如下。在一个正向评估体系(katen shugi) 中， 以晋升为目标的工作人员如果达到或超过绩效目标， 就会获得积极评价。在“扣分制” 体系中， 员工如果犯错或者失败， 就会得到负面评价。但这是不对称的， 出色的成绩不会得到额外的奖励， 仅被视为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结果可想而知。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避免犯错上， 他们拒绝那些违反常规的想法。一个有可能打出全垒打的击球手会选择一垒安打， 以免三振出局。人们确实在创新， 但是要与当前的商业模式保持一致。这不是一种由文化特质， 而是根植于一种由激励制度训练形成的行为， 而这种激励制度出现得相对较晚。如果换一种制度， 这种行为就会消失。然而， 那些通过“扣分制” 成为高管的人倾向于招募和提拔那些适应这种方法的人。虽然索尼和野村证券等很多企业已经放弃了“扣分制”， 但有很多企业仍在沿用。

　　一项调查发现， 扣分制在处理问题客户时会有损银行的业绩。这项调查询问了1 000 名处于职业生涯初期和中期的银行职员， 员工们在工作中面临的人事评价体系有的以扣分制为主， 有的以加分制为主。前者意味着“银行职员如果失误了， 就会得到不可撤销的负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的银行极为倚重“扣分制”。然后， 该调查又询问他们银行的优势之一是不是“为企业(借款人) 提供支持， 直到最后一刻”。这包括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比如帮助企业改进战略和管理等， 而这种做法曾是日本银行业的主流。即使采用加分制的银行， 也仅有55%的员工为中小企业提供此类建议和支持。更糟糕的是， 在采用扣分制的银行中， 只有45%的员工愿意这样做， 而在那些更加依赖“扣分制” 的银行中，这一比例只有20%， 这真令人沮丧。

　　在1999 年与雷诺公司结盟之前， 日产汽车八年中有七年出现了净亏损。雷诺买下日产37%的股份之后， 任命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 为CEO， 他在短短一两年内就使日产的盈利状况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2018 年6 月， 我遇到了东出浩教(Hironori Higashide)教授， 他回忆说， “40 年前， 我的一位朋友加入了日产”。这位朋友年轻时很有创造力， 最终升任全球市场营销部执行经理，后来又升任质量管理部经理。“但是到了四十多岁时， 他变得非常官僚。他不想尝试任何新事物， 只是按要求行事。” 东出浩教说， 雷诺来了之后， 他朋友的心态在短短两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为他被要求提出解决方案。“因此， 人们的心态从‘我不想犯任何错误’转变为‘我们需要做一些尝试’。” 夏普在被富士康收购以后， 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为了便于论证， 假设典型的日本公民天生就比其他国家的公民更为规避风险， 即便如此， 实际情况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所有国家都是少数群体， 而且他们具有独特的性格特点。当跨国研究只关注创业者时， 日本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类似。一项研究发现，“对自我实现和创造力的渴望， 即个人主义动机， 往往是日本高科技初创企业创始人的主要动力”。另一项研究则表明， 在13 个国家中， 新企业创始人与非创始人的态度有所不同。实际上， 日本成功的创业者与美国成功的企业家而不是与其他日本高管， 有更多的共同点。年轻的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离经叛道， 在车库里埋头苦干， 这是成功企业家的典型形象。然而， 这只是例外， 而非普遍现象。创建世界年度企业家项目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记录了更为常见的创业经历。在自立门户之前， 半数以上的创始人曾在传统岗位上工作过一段时间。此外， 他们的调查显示，在大学和传统企业环境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对他们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

　　即使在普遍认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国家， 比如美国， 创办雇用非家庭成员企业的人也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 在典型的经合组织国家， 男性创业者仅占3. 9%， 而在日本仅占1. 4% (OECD， 2022f)。因此， 日本只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低2. 5 个百分点。只要日本的成年人成为企业家的比例再增加两三个百分点， 再加上有更多的人愿意为他们工作， 就能改变日本的发展态势。如果日本能改善一些阻碍人们尝试创业、阻碍敢于创业者取得成功的因素， 缩小创业方面的差距似乎是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目标。政策和政治而不是文化， 将是决定日本能否走上正确道路的主要因素。如下文所述， 通过观察美国企业家精神的衰落，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力量在起作用。

　　想象一下， 你刚刚大学毕业，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 为了支付学费， 你不得不贷款3. 2 万美元。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 那么你每年的还款额将达到4 800 美元， 而你前五年的工资大约为4. 8 万美元。因此， 你的还款额将高达你收入的10%。如果你失业了， 每月仍需还款400 美元。如果你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有四分之一的创业者都是如此)， 你就又多了6. 6 万美元的债务。你可能会像奥巴马夫妇一样， 直到四十多岁才还清债务， 前提是你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如果你找不到好工作， 或者失去了原来的工作，你可能会拖欠贷款， 每五名毕业生中就有一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到那时， 别说买房或创业， 就连贷款买车都很困难。有鉴于此， 当你知道一家新企业更有可能倒闭而不是成功时，你还愿意冒险放弃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 去一家新企业接受那份令人兴奋的工作吗？ 更不要说自己开办一家新公司了。